铺展电影这张“文化地图”(创作谈)

　　梁家辉

　　《人民日报》(2026年08月13日第20版)

　　我今年68岁，演了40多年的戏，拍了160多部电影。如果问我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想就是：从南边到北边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活过很多种人生。也因此看到，电影是怎样把一片一片的土地、一种一种的文化，连成一张地图。

　　我第一次开启这张地图的地方，就是北京。1982年，我24岁，对演戏谈不上什么期待和准备，就被李翰祥导演拉到北京，剃了光头、进了片场，成了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垂帘听政》里的咸丰皇帝。这两部电影是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一批合拍片。

　　那时候香港也拍古装片。当真正走进故宫的那一刻，我感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恢弘——那不是布景的恢弘，而是真实历史的恢弘，是民族记忆的恢弘。我忽然意识到，电影不只是讲故事，它还可以承载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回望、对文化的敬畏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北京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地名。走出片场、走进大街小巷，我又看见这座城市不同于香港的一面。同样是大都市，各有各的景观、气象和烟火气。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，地域文化是如何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，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也正是从那时开始，我越来越相信：演员的一生，就是不断走进不同空间、不同文化的一生。而作为一个演员，能走到哪，往往不只是靠自己计划。

　　2000年后，随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，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的签署，越来越多香港电影人来到内地工作，我当然也在其中。很多人问我，这是不是一种“北上”的选择？对我来说，这不是选择，是回归。因为上世纪90年代，我就在内地拍摄了《新龙门客栈》《东邪西毒》等电影。甘肃敦煌的风沙、陕西榆林的红石峡，这些山河记忆早已刻在了我身上。

　　当大好河山碰上电影人的想象力，那种震撼，时至今日仍未褪色。武侠动作、浪漫情感，因为那些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，都被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对于后来的华语大片也有很多启迪。我开玩笑地说，加上今年上映的《镖人之风起大漠》，在我的演艺生涯里头，已经集齐了一个“沙漠三部曲”。

　　一转眼，20多年过去了。从《刮痧》里的中西文化冲突，到《太行山上》《明月几时有》里的民族记忆；从《十月围城》里的陈少白，到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座山雕，再到《捕风追影》里的傅隆生……回望这些角色，我见证的不只是自己的演艺之路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：内地的电影工业从低成本拍摄，成长为全球瞩目的市场；中国香港从文化的输出方变成了融合的一部分。这是一个演员和行业、和时代、和一片土地的双向奔赴。

　　而我做的始终是一件事——先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，再去演他。那片土地有它独有的语言、饮食、气候、历史，甚至人情世故。你理解了这个空间，人物就活了。当年演《黑金》中的周朝先时，我写了10万字人物小传，写的就是：这个人从哪里来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他要去哪里？

　　我用这个方法走进了160多个人物。每走进一个人，我便更深地确认：每个角色，都是被一方水土养出来的；而每一部好电影，都是在为这个时代保存一种文化记忆。

　　这40多年，我一直通过表演把不同土地、不同文化、不同人心联结在一起。既当架桥的人，也与所有观众一起，站在桥上看风景。

　　之前在海外一个国际电影节做评委时，我说过：电影是一种全球性交流方式。电影节、电影奖，是电影聚合力和穿透力集中的体现。在电影节上，一个国家、许多国家，一种语言、许多语言，在短短的几天内聚合在一起，全情投入。每每这种时候，我会觉得，我们是因为电影才相聚在一起。

　　电影是地图，标记我们从哪里来，也铺展出更远的未来。我们正在把这张地图越画越大：画出更多的坐标与桥梁，画出更辽阔的山河，也画出时代的广度与文化的纵深。

　　(作者为演员)